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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12-15 08:07:06

大盘第一次反弹,上证综指平均指数是1282点;第二次反弹平均指数是1121点;截至上周五,本次反弹平均指数是1086点。由于市值的不断降低,导致相同的成交金额出现不同的换手率。折换之后即可发现,换手率最低的是第二次反弹,而本次行情换手率最高。换手率出现异样的转折,说明本轮行情不是旧行情的延续,而是新行情的开始。

基金指数的表现最为明显。7月22日行情启动,沪深基金指数当日即双双创下6月8日以来的新高。从历史经验看,出于对折价和股指上扬的双重预期,封闭式基金往往是新资金入市的首选品种,这是因为存量资金运作出于自救目的,不太会考虑封闭式基金。因此封闭式基金的强势上扬,可能说明沪深市场已经从存量资金流出转向新生资金流入。

新资金带来的必然是新行情。从这个角度看,7·22应该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而基金指数的表现就是本轮行情初期的风向标。

7月22日让人关注的还有中国石化。当天上证综指的跳空高开就是缘于中国石化的跳空高开。

中国石化的表现并不是昙花一现。继7月22日股价大涨5.8%之后,7月26日股价再度跳空高开,大涨5.19%,3个交易日累计最大涨幅达到13.5%,作为沪深两市总市值最大的个股,中国石化如此优异的表现不能不让人浮想翩翩。

证券投资基金二季度季报显示,作为周期性股票代表中国石化遭遇基金大额减持。既然已经遭遇大额减持,而且基金又不看好周期性个股。那么中国石化的表现肯定不可能是存量资金所为,必然是新资金的强劲介入,否则不会走出超越同期大盘近8%的涨幅。

值得关注的还有,8月2日上证综指在1100点关前蓄势,上下徘徊之际,正是中国石化的突然发力,才带动股指冲关成功。而在此前后,每到关键时期,中国石化总有着异样的表现,托着股指稳稳上扬,定海神针功能尽现。能够撬动中国石化作为调节股指的重要工具,新资金的实力令人刮目相看。

基础夯实了,舞台搭好了,个股表现就来了。7·22行情发展的早期,还只是权重股的一枝独秀,但现在已经是百花齐放。G股的表演固不用说,高价股、低价股;题材股、业绩股;权重股、小盘股都是日趋活跃。在沪深第一高价股贵州茅台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沪市跌破面值的个股股价已经全部回归1元上方。

业内人士认为,股市整体出现异常活跃,是近几年极为罕见的现象。这说明形形色色的场外资金已经开始尝试到股市寻宝。这样的状况如果得到持续,那么未来股指表现即使还会有所反复,但上涨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从这个角度看,7·22也不是个寻常日。

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提倡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

最新的消息证实,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因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依法审查,其本人已经承认挪用3亿元资金;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格林科尔系旗下上市公司争相脱离掌控。5月份以来有关顾雏军和格林科尔的种种疑问终于近乎尘埃落定。

事隔一年,主流经济学家再次站在公众情绪的风口浪尖之上。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主导大学课堂和权威期刊的主流经济学为何屡遭老百姓的白眼?

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权讨论被不适当地扩大出了学术界,并坚持认为在学术界,基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对错不在人数多寡。但我们仍不禁疑问: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远离大众?精英团体为何背离大众情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就主流经济学而言,其本身就是假定现实中的人是经济人,他们在现实的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而现实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些相关经济人博弈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这些结果却不能为大多数当事人接受呢?这些问题确实令人费解,笔者的如下思考或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想象空间。

主流经济学家首先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不应盲目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知道,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以为豪的是像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样能同一般民众交流的大家。而从这次民众对主流经济学的态度看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要深入人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老百姓听到诸如“腐败能够增进效率”、“看到城市交通拥挤时,我就感到欣慰了”之类的言语,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思想”的。

其次,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公平。当琼·罗宾逊夫人(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风趣地说“经济学节约了爱时”,我想她指向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但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清晰的,即以效率为最高、甚至是惟一的标准。而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自由竞争是达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因此,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提倡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

再次,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另一原因源于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性。在这次讨论中,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走向了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各个学科研究的层次不同造成的。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显学,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学是更加务实的学科,更多地着眼于当前条件下的现实问题,反对做远离现实的批判。这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属于较低的层次。在其他学科站在较高层次上对现实提出各种批评时,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会说,在现阶段只能达到这种次优状态,理想状态只能渐进地实现。

最后,主流经济学引起不满有其客观的一面。中国改革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而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改革没有失利者,即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理论得以大量传播深入。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这样出现了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很好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放大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声音。

总之,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注意到这些原因对于争论各方和一般大众都是有所裨益的。

市场经济中,企业成败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由于此前的恩怨,科龙事件显然意味深长。与去年不同,由于有了眼下这个确凿证据,针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由质疑再次“失语”和当初信口开河,很快转向了更深入的谴责:很多报刊评论一起发动对主流经济学家良知的拷问,认为主流经济家代表了转轨时期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屁股决定了脑袋”。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就事论事地看,主流经济学家所力推的民营化显然并不是导致此类严重问题普遍发生的充分条件,因而,我们不能将顾雏军的被捕和格林科尔系的坍塌随意推而广之,得出所有民营化企业都存在类似问题的结论。单凭个案不能否定整个民营化之路,也不能轻率指责主流经济学家别有用心地将国有经济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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