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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7 18:00:17

据新华社报道,12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2000多名干部职工,一大早就汇集到机关捐助场地。他们手中提着、肩上扛着、怀里抱着、小车推着各式衣物、被褥,络绎不绝赶来为困难群众捐助过冬衣被。工作人员随即对这些衣物、被褥进行分类、整理、打包。捐款箱前,人们排着队为困难群众捐款。

全国政协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一些身体不便无法出门的老同志要求捐助,机关就安排专人上门去收集。

13日10点,国务院办公厅的党员干部在机关捐助点排起长队。据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工作人员介绍,有的同志已经捐助了好几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等,几天来设立的临时捐助场所人来人往,“与灾区群众心连心”的大红横幅格外醒目。很多出差在外的干部,也纷纷打回电话委托同事们代为捐款。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各科研院所、直属单位设立了捐助点,数万名科研工作者、管理人员和在读研究生纷纷前来捐衣捐被。

12日下午3点,民政部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的现场,播放着《爱的奉献》的乐曲,民政部各直属单位和个人轮流上台捐款,现场外面的大厅里,地上摆满了已经捆好的棉被、棉衣、毛毯、衣物等救灾物资。据组织捐助工作的同志说,他们主要是发动在职党员干部参与这次活动,没想到,很多离退休人员,还有一些临时聘用的非党员群众,也都闻讯前来捐款捐物。

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等部门,把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参加捐助活动,作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项具体内容。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人民银行、审计署、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等也都迅速举行了“送温暖、献爱心”现场捐助活动。

军队系统的捐助力度同样很大。中央军委和四总部的领导人带头捐助,为大家作出表率。据不完全,11日至今,各机关就捐款1300多万元,捐棉衣棉被6.5万多件(套)。

总装备部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总后、总装分别召开动员部署大会,主要领导亲自动员,每人都已经进行了捐助;总参也紧急召开各部局政治部领导会议,总政各二级部和军委办公厅各局普遍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军委、总部领导指示,对捐助活动提出明确要求。

从中央到中直机关再到地方,捐助的热潮迅速向下蔓延。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王岐山等带头捐款捐物。

谢春涛认为,这一工作在大的背景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从今年初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大背景有关。去年四中全会提出要互助友爱。二是,今年受灾的地方比较多,体现党对人民群众关怀的理念。

在青海,胡锦涛强调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千方百计为困难群众多办好事实事”的理念。

专家认为,从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新精神来看,解决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已经把这件大事放在明年工作的重点上。这与近两年提倡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相一致的。而这次捐助活动无疑是明年这一重点任务的一个信号。

在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十一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作了部署,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提出的一系列关键之举,涉及安全、医疗、上学、就业等百姓关注的领域,透出许多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教育要让百姓子弟上得起学、医改要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保障、环保要让百姓放心喝水吃肉、社保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分配更注重社会公平和公正等。

一份新华社发布的数据表明,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目前占全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帮助人们找到致富的道路,同时仍要关心人们应该怎样才能脱贫,帮助落后地区的人们赶上来。

早在3月14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时曾这样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经济学家叫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后来,“穷人经济学”成了报刊上的一个流行词。

在12月3日召开的全国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发改委的专家指出,2006年国家将进一步全面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具体来说,既包括增加城市低收入者的低保金,提高离退休人员工资,再次提高农民现有的补贴水平等。此外,这位专家还表示,将在明年开始的九年义务教育、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这些都是间接提高人民收入的举措。

在11月21日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分论坛上,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中美人均慈善捐款相差7300多倍,而中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

目前,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意味着有99%的企业有可能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谢春涛指出,这次捐助活动还是临时的救济行为,长远来看,要解决贫困问题,要从扶贫制度的角度考虑。

毛寿龙认为,捐助活动同样也揭示了中国救济工作的尴尬:这说明,中国民间慈善捐款自愿的还不多。

毛寿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一次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曾花了两个月时间搞一个捐款活动,最终因为缺少支持和响应而没办成。

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的韩国人,金勋奎对此深有感触,“我每个月薪水中有1%是捐给慈善机构帮助穷人的,这在韩国很普遍,而且都是自愿的。同时,韩国也有很多奢侈税等税种调节贫富差距,而中国这些做得还不够。”

在《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的一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十一五”的对策》的报告中指出,“十一五”期间,在统一内外资企业税赋的前提下,应注重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拓宽对奢侈消费品等项目的税基、制定合理的税率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机制来调低过高的收入,在总体上要提高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

报告说,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态度和理念决定一切。关于态度,就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实施而言,政府负有最为重要的责任。共享是社会行为,必须通过立法及政府行为、通过制定系统的社会政策等来完成。

关于理念,“共享”必须以“共创”为前提条件。既然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经济的发展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共同的创造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遵循的准则。-

体育讯麦蒂的29分救不了火箭,在北京时间12月18日凌晨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中,火箭队还是以81比89输给了快船,之前的五连胜终止。除了麦蒂之外,姚明的表现也非常出色,他全场拿到了22分和7个篮板球。

作为去年被交换到魔术,之后又辗转来到快船的莫布利来说,能够面对老东家获胜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莫布利赛后表示:“麦蒂是中最出色的得分手之一,我们要阻挡他的每一次进攻,并让他的投篮变得不是那么轻松。我们想让他在比赛中变得疲惫,我们在下半场比赛中做的不错。”

对于快船队的这种战术,火箭队的主教练范甘迪不是不明白,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应对方法。范甘迪赛后表示:“他们在防守麦蒂方面做的非常出色,不过他们采用了协防的方法。很明显,我们现在在中距离投篮方面一直在挣扎,当对方包夹麦蒂的时候,我们没有让对手付出代价。我们还要在这方面做的更好才行。”

麦蒂赛后则承认,这次连续六个客场的“魔鬼征程”让他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

“我没有被什么人打败,我真的是有些累了。我在下半场比赛中明显感觉到了这次客场之旅的艰苦,我在上半场的比赛中稍微有些疲惫,但是在下半场比赛中,疲劳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麦蒂叹道,“我突然没有了任何激情,没有了任何跳投的弹跳能力,也没有任何突破的爆发力,我就像在沼泽里行走一样。”

除了对于麦蒂的防守之外,快船队替补中锋维尔考克斯的表现也非常重要。他在今天的比赛中拿到了11分和13个篮板,其中篮板球的数量追平了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高纪录。在比赛结束之后,维尔考克斯表示:“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份很好的礼物。我们知道球队中的某些球员肯定会在恰当的时间接管比赛的。但是就算他们没有状态,我们依然要努力比赛。我们要让比赛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快船队终于结束了自己的三连败,不过莫布利已经将眼光放在了下一场比赛中:“我们队中有不少经验丰富的选手,我们知道他们会找到自己的状态。有的时候当你在连败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对不起自己。但是比赛还是要打的,就算状态不好,我们依然要参加比赛。因此,让我们努力去赢得下一场比赛吧。”

可能对于火箭队来说,赢得下一场比赛更加重要。在明天他们将迎战禅师率队的洛杉矶湖人,要想击败他们,姚明和麦蒂一定要处于自己的最佳状态。

新华网上海12月19日电(记者王蔚、刘丹、杨金志)19日中午1时许,位于上海淮海中路1045号(近汾阳路)的在建建筑淮海国际广场5层高的裙楼楼顶发生火灾,消防车立即赶到现场,并及时将火扑灭。火灾没有发现人员伤亡。

这座总投资逾十亿元的建筑,由两座30多层高的高层建筑加一座裙楼组成,目前大厦处于装修阶段。记者在火势扑灭现场看到,此建筑楼外表上看,似乎无明显破坏痕迹。

据一位现场工作人员透露,起火原因是裙楼顶楼装修时,空调系统爆炸引起的。目前,火灾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完)

本报讯水井加盖、建亭子,用石灰、黄泥和少许水泥铺设“水泥路面”,就连猪圈里也装上了空调和地板砖,一栋房屋能安上5000个灯泡。砌了瓷砖的猪圈太滑,有猪在里面摔得骨折。

湖南省嘉禾县珠泉商贸城违法拆迁事件在2004年曾震惊全国。一年多过去了,《经济参考报》记者最近在包括嘉禾县在内的一些地方调查采访时了解到,过去那种由政府主导的“强力推进”、损害群众利益的野蛮拆迁虽已淡出,但拆迁并未步入良性循环。一边是政府拆迁成本有限,一边是被拆迁户挖空心思提高价码,“拆迁博弈”往往陷入“双输”困境。

眼下,无论是旧城改造、商业开发或是防洪工程等公益性事业,一与拆迁沾边就困难重重。这一点,在湖南省郴州市和其属下的嘉禾县可见端倪。

郴州市房管局拆迁处处长唐朝利说,自从“嘉禾事件”之后,拆迁几乎成为“天下第一难事”。位于湘粤两省交界处的郴州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但大片旧城区的改造却相当艰难。如今郴州市新改建的繁华商业区内到处是一座座破烂不堪的钉子户房,拆迁部门将其戏称为“碉堡”。因为拆迁不顺,还导致“断头路”、“桥通路不通”的现象。

拆迁困局甚至还影响到了城市防洪等公益性工程。贯穿郴州市区的燕泉河,是条常年洪水肆虐的臭水沟,沿河群众深受其害。然而,改造燕泉河这种造福百姓的公益工程同样遇到了拆迁困扰。唐朝利告诉记者,燕泉河改造公程从2004年8月进场施工至今只推进了281米,“平均两天一米。”唐朝利苦笑着说,“尽管99%的沿岸居民配合政府拆迁,但离开了剩下的1%,工程就无法推进。”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早已出台了许多拆迁法律法规,补偿也制订了详细的标准。但一到具体实施,往往就失灵。”负责燕泉河改造拆迁的一位干部对记者说。“关键是拆迁方和被拆迁方对政策的理解不一样。被拆迁户往往断章取义,对自己有利的就坚持,对自己不利的就不承认。”

曾用“四包两停”推动拆迁的嘉禾县,近一年仍然修了不少路,城镇面貌略有改观。但珠泉商贸城依旧如一片废墟,30多户当年的钉子户基本岿然不动。他们打横幅,写对联,正“纪念嘉禾事件1周年”。“我们只能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搞项目,最好没有拆迁任务。”当地一位干部说。

嘉禾事件高潮过后,记者在长沙县就曾目睹农民抢建违章新房、抢装修、抢挖渔池、抢栽果树,如今,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农民“四抢”风已经泛滥成灾。

暮云镇位于长沙市和湘潭市之间,记者前期在镇里一个村庄中看到,虽然围墙上到处张贴着措辞严厉的严禁建违章建筑的政府通告,但围墙后面,农户们正在攒足劲地“顶风作案”。在一家农户的院子里,遍地装饰材料。楼上阳台新装上了不锈钢护栏,顶棚还用细细的角钢打个架子,盖上了“阳光板”。几个装修师傅站在木制脚手架上抓紧贴瓷砖。走进房间,只见屋顶挂着个稀稀拉拉的“吊顶龙骨架”,四面墙壁从头到脚都裹上了用一种廉价人造革做成的“软包”,门窗框架上,劣质三夹板一钉,就成了“包门包窗”。

记者在村里转了一圈,只见这里几乎家家户户内外都装修得粗看像“归国华侨”。很多农户连菜园子都新建了贴着劣质白瓷砖的围墙,一些露着稻垛的田里面“栽种”着红桎木等苗木。“用的都是最劣等的廉价装修材料,有的贴瓷砖连水泥都不糊,用黄泥伴石灰,苗木也是不久前刚刚插上去的。”暮云镇一位干部说,“农村到处都有‘四抢’装修队,水泥空心砖一堆就砌房子,拆了马上能垒起来,其余什么不锈钢、铸铁围栏、铝合金门窗、无烟灶台等都可以廉价租赁,今天征地补偿登记小组去了这家,明天那一家又把这些东西拆了装在他家里充作补偿登记项目。”

拆迁差价补偿是造成“四抢”成风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下,装修补偿往往超过房屋本身补偿额的1.2倍至1.5倍。”长沙县国土局一位干部对记者“揭秘”:农民只要在装修材料上做澳门威尼斯人手机客户端,因为同一品种材料,质量有高有低,价格相差1倍甚至十几倍。采取质地最差的、价格最低的同类或类似不合格装饰材料进行粗糙装修,就可最大限度套取补偿利益。因为补偿标准远远高于水田,一些农民还热衷于大肆抢挖鱼塘。“一台挖掘机,几天就可挖出十几口鱼塘。农户们并非真的想养鱼,而是趁机套取国家高额补偿。”长沙县政府办副主任吴四龙说。

眼下,“四抢”风正在四处蔓延。在国家批准设立的湘潭市高新区,记者来到一处村民索取高额补偿的“灌溉水源”和“良田”处,发现村民所谓“面积有3亩的灌溉水源”只是一个小臭水泡,“良田”则荒草连天,难见耕种的迹象。

在湘潭市高新区即将征收的“城中村”,满街都是用黄泥、木条和地板砖草草拼成的“养鱼池”,所有的围墙、房屋甚至猪圈都用黄泥粘上了大块面砖,水泥空心砖抢建的房屋比比皆是,但都摇摇欲坠,不能住人。农民院落,“四抢装修队”正在大干快上,为房屋加盖塑料阳光板、不锈钢大门、防盗网,一间20多平米的房屋能用铝合金细条隔成上10间“房屋”。“到时候粘上夹板,贴上人造革,这间房子的软包装修面积就能达到几百个平方。前些天刮大风,吹破的阳光板、镜面砖至少数千平米。”在一些村庄的入口处,还有村民打出大标语横幅:要求按照城市国有土地出让方式进行拆迁——将补偿的要求提高了10倍以上。

据了解,仅在长沙市,农民“四抢”造就劣质违章建筑大约超过50万平米,不仅耕地被滥占、林地遭到毁坏,而且拆迁成本剧增,一些原本规划好的项目随时有中断的危险。而项目一旦中断,那些想趁拆迁之机捞取高额补偿的农户也会因此血本无归。“最后结果就是双输。”官员们无奈地说。

在一些层面对拆迁叫苦不迭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思考:拆迁难其实是一种社会常态,而“嘉禾后遗症”,病根儿还在拆迁纷争之外。

近年来,“商业步行街”、“城市休闲广场”等项目工程成为一些地方领导所热衷的“形象工程”、“民心工程”。而这些工程往往处于城市中心,拆迁摊子很大,困难重重。一旦遇到拆迁阻力时,有关部门又经常“损害多数人的利益”的大帽子来强压被拆迁户,这种情形往往加剧了被拆迁户的逆反抗拒心理。事实上,有许多工程背后往往隐藏着政府的利益,如“广场”、“花园”建成后带动周边地价上升,促进政府土地、财政增收等,往往带有很浓厚的“与民争利”色彩。可以说,如果政府不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以“多数人”名义剥夺“少数人”的利益,拆迁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矛盾激化还将影响社会稳定。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郊村和城中村面临拆迁。而这些地区绝大部分被拆迁户缺乏最根本的社会保障,往往将拆迁的机会看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企图通过抬高补偿价的“一锤子买卖”来解决自身的保障问题。

湘潭市高新区主任刘硕科在谈到农民的“四抢”现象时认为,一个政策性的难题就是目前的补偿政策是短期性的,房产、土地,一揽子货币补偿,没有后续生活安排、没有向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后盾,老百姓不得不“四抢”。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一些公益性工程上,少数人的漫天要价、刻意刁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而作为强制拆迁的裁决和执行者,某些执法部门却一味采取回避态度。特别是在“嘉禾事件”之后,强制拆迁对于相关官员来说变得十分敏感,对拆迁问题不立案、不受理已成为少数地方执法部门的一个“潜规则”,有时即使是法院裁决可以强制拆迁,但在执行中也不敢落实,甚至将自身不作为的原因归咎于“上面政策不切实际”。这种“驼鸟政策”、“上交矛盾”的做法,无疑助长了歪风邪气,使拆迁工作变得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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