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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12:12:20

在另一所民办学校,一些家长告诉记者,该校校巴超载现象比较严重。据介绍,该校分中学、小学两部分,全校学生共1000多人,而每天乘坐校车的学生占近1/4,200多学生就全靠这8辆校车接送。每到放学时,就可以看到一辆辆超载的校车驶出校园,到现场接孩子的家长们都感到心惊胆战。

在海珠区石榴岗,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附近学校的校巴几乎没有一辆是不超载的,一辆19座的中巴车,通常最少的塞上30人,最多的可塞到50人。

广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昨日表示,目前全市数以万计的校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的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要逐一查清整治一个不漏需要一定时间,但近几年来,市教育局已联合交警等部门对校巴进行严格年审。

据了解,2003年,广州教育部门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在全市进行了大规模校巴专项整治,曾经在突击监测1000辆校巴中,发现几十辆存在各类问题,主要是安全性能、假牌照、报废车、私人承包等问题,甚至还发现用已报废的救护车改装成校巴的案例。

根据整治情况,广州市教育部门与交警部门联合,把校巴管理纳入了学校安全工作的范畴。市教育局还专门发文,出台一个加强校巴管理的意见,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执行。

按照这个管理意见,广州各中小学及幼儿园每年都要把本校校巴的详细资料,报交区、县教育部门,再汇总到市教育局,由市教育局统一拿到车管部门去进行“校车检测”,通过相关的检测后,张贴由广州市教育局统一印制颁发的“广州市学校(幼儿园)师生接送车”标志,才能获批继续作为校车营运,等于每辆校车每年要经过“两次年审”,从而加大监控力度。

并且,管理意见中还特别要求,参与校巴营运的车辆必须是本地牌照车,因为这样便于本地车管部门管理;必须是学校自己的车,杜绝学校请私人承包校巴等情况。而司机、校巴的资料,也都会在教育部门登记备案。校巴司机的更换也需要征求交警意见、并签订相关责任书。

据悉,目前广州每年通过检测、登记在册的校巴1500多辆,主要是民办学校的。今年的“校车检测”工作目前也在进行中,预计9月份开学前可以完成。

深圳“校巴撞人”事件让人们为逝去的生命惋惜,同时再一次把拷问的目光投向了校巴的安全管理上,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已明确表示,校巴所属的幼儿园对此次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然,幼儿园在校车管理上存在着漏洞,是监管的失责,但我倒想问一下,我们的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存在着对校巴管理的漏洞,也应该负有监管不严的连带责任。

每到了开学之时,广州、深圳乃至广东全省都会对校巴进行清查整顿,但实际上从来都没有杜绝过“问题校巴”的上路。究其原因,大抵是由于有关部门对校巴一直没有纳入管理范围,导致校巴的安全管理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而学校为了节省成本,将“病车”穿上校巴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上路了。

广州市自2003年起就严格限制了校巴的上路“身份证”,但不知道是由于有关部门好蒙混,还是为了体谅学生没车坐的难处,反正那些“野鸡车”、报废车一变身就能钻空成为校巴非法营运。此外,谁都知道货车超载了是绝对上不了路的,可是很多学校普遍存在的校车超载问题却听之任之,这实在让人不解。难道孩子的安全还比不上道路的安全重要?问题校巴的存在只能说明我们的监管缺位和管理疏忽。再严重地说,是对孩子生命权的漠视。

与我们紧邻的香港,对校巴的管理极其严格,有专门针对校巴安全的条文规定,大到校巴的营运,小到座位的设计,都体现了安全第一的人性化原则。我们可以适当参考其做法,将校巴的管理纳入到政府渠道,通过人大立法及政府支持,除了对校巴的安全管理之外,对其设计、路线、成本等都给予特殊关照,有了相关部门统一的管理,才会真正确保安全。也许这是深圳“校巴撞人”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

任命冯建中、肖天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武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免去张发强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职务,赵启正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职务。

男,汉族,生于1949年10月,甘肃省武都县人,法学博士。197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1月在甘肃省高台县插队,1971年2月在甘肃省山丹煤矿工作,1976年10月在甘肃省燃化局、煤炭局任政治部干事,1978年9月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1983年7月后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历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常委,先后兼任全国青联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全国青联负责人等职务。1995年3月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同年7月任中联部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1997年7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2005年8月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高级顾问。

8月22日,广西籍砍手者黄某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即使如此,受害者何爱华仍不能缓解心头之痛:2004年10月20日的那一刻,她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左手已经被抢包的歹徒砍了下来,仍奋力追向抢她手提袋的3个歹徒,追了约有5米时,周围的人才听到她的惨叫:“我的手!我的手!”

当时何爱华的包里只有21元钱。作为一名月工资仅700元的酒店服务员,何爱华已3次在广州遭盗抢。

这个被人们认为“判得真重、真痛快”的判决,和广州“剑兰行动”遥相呼应。

广州,对惩治“两抢”(抢劫、抢夺)下了最大的决心。“剑兰行动”,这一以打“两抢”为主的严打行动,从2005年8月开始,将一直持续到10月。截至8月中旬,广州警方已抓获街头现行犯罪嫌疑人2226人,破获刑案1000余宗,其中“两抢”案600余宗。

“我们不停地战斗,很累,但让何爱华式的悲剧消失,一定要整个社会都动起来!”一位参与“剑兰行动”的警察对本报记者感叹。

他天天在为这个行动奔波。事实上,他至刑警队工作后,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正式休假了。

警察们确实无法想象,这些“两抢”分子竟敢在市公安局所在的起义路上撒野。

2005年7月25日上午7时,欧女士骑着自行车经过起义路时,一辆摩托车呼啸而来,后座上的男子举刀向挎包带砍过来,欧女士满手是血,腕动脉和三根肌腱已被砍断。

“两抢”行为的嚣张到了什么程度?警方一份调查报告披露,在2000年-2003年这4年间,抢劫案平均每半小时发案一起,抢夺刑事案件平均约24分钟发案一起,并且“两抢”、“两盗”案件占总刑事案件一半以上,这是“两抢”的高潮顶峰。

在警方的打击下,2004年开始,“两抢”发案率有所下降,但其总数依然达8万宗。截至今年7月,“两抢”、“两盗”占全广州5万余宗刑事立案的三分之二,在治安案件中,抢夺案平均增加了两成,广州市13个区(县级市)中有5个区上升幅度甚至达到了40%。

另一方面,“两抢”的作案手法变得越来越恶劣——有用辣椒水喷面抢劫的,有团伙合作在偏僻路段扼颈、殴打并抢包的,有用面包车把人强拉入车内,抢劫完后再推出车外的……

因此,“两抢”引起的民愤越来越大。广州市人大代表陈彦文在2005年市“两会”时叹道:“我一个客户的妻子到广州来,竟然声称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我们都希望广州好,但是广州的形象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

2005年8月2日,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市政法会议上拍了桌子——“群众的安全感从何而来?群众有意见是正常的,没意见倒是不正常的!”

张桂芳认为,广州近年来在治安上投入的人力、财力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何“两抢”犯罪分子仍如此之多?

他说,这和连年攀升的外来人口犯罪有关,2003年抓获的疑犯中83.8%的人员属外来人口,2004年升至87.5%,今年上半年已达88.2%。张桂芳称,按此趋势发展下去,今年可能突破90%。其次,有些性质恶劣的飞车抢夺,曾因所抢数额较少,便被轻处。按法律规定,飞车抢夺数额不超过500元,被害人没有受伤的,作案人被抓获后只能以飞车抢夺对其处以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即使按抢夺罪定罪,刑罚也不过3年以下。

有些群众有意见,抓进去的“两抢”分子要“关死他”!但是警察认为:“我们只能按法律规定处理这些抢夺分子,消除‘两抢’现象是个全社会都要努力的事情。”

广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朱穗生在本月18日的会议上说,行动要坚持打防结合,各方齐抓共管,从源头上堵死发案可能。而警察们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战斗常常是静悄悄地进行的。

8月12日晚上,一个头发梳得油亮的年轻人在白云区黄石某街道上闲逛,看起来挺斯文,只是眼睛东瞅西看。

这个时候有几个叼着烟、穿得像“混混”的年青人缓缓地围上来,对他进行观察。忽然,其中一个“小混混”一招猛虎扑食,把那个斯文的年轻人扑倒在地,另外几个快速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搜索,只见一把十几厘米长的匕首被搜了出来。

广州火车站派出所的巡警张SIR(应要求化名)经历过多次严打“两抢”行动,从实践出发,他认为根治“两抢”行为必然要解决三大难题。

一个星期前,张SIR刚在火车站旁乘上公交车,就看到曾被他抓过的两个火车站抢夺惯犯也上来了。令张SIR没有想到是,这两个抢夺惯犯落落大方地过来问候:“老大,你今天这么早下班了?”

张SIR说,以前他们至少和警察会保持50米开外的距离。但现在,为什么不少抢夺者并不怕警察呢?张SIR认为,国家废除收容制度后,一直缺乏对外来人口进行管理的有效替代政策,“我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说明我们警察过去的管理理念已经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的理念与管理制度都需要改革。”

他举了一个例子,以火车站的某巡警中队为例,一天轮四班,每班巡警到了下班时间,一些接手的“两抢”案子就交给了下一班,而下一班值班巡警往往不会、也因不知情而无法管上一班巡警留下的案子。结果,不少案子在这种各管各的换班制中累积下来。“像香港一般都是实行‘终案负责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破案率不高,哪怕抓住的个个判死刑,威慑力也不会太大。这也正是犯罪分子越来越嚣张的重要原因。”张SIR说。

另一方面,火车站辖区内发生的案子实在太多,所以一般的“两抢”案子,往往也够不上法定的刑事案子,拘留上四五天就放了。有时候拘留所人满为患,犯事轻点的往往只能提前释放,“只有在严打时会罚得重一些”。所以,张SIR认为,他们的犯罪成本太低了,这种情况在广州其他地方也广泛存在。

据资料,火车站的每日平均流量在六七万人左右,而每一轮值班巡警只有一百多人,一天只有约400名警察,其中着装巡逻的只占40%左右,也就是一个警察得管火车站四五百流动人口。整个广州的情况也类似,2004年的资料表明,在广州一名警察至少要管380名市民,香港一名警察最多只要管240名市民。并且,这两个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基数与性质有很大不同。

对此,一位长年关注广东治安的行家算了一笔“人口”账:“作一个假设,每100个流动到广东的外来人员中,只要有1人找不到工作,为了三餐成天在街头游荡的话,每天广东街头的外来无业人员就有21万之多。如果这21万人中有1%每天偷或抢一次,那广东每天的刑事案件就是2100宗!”

针对警力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一级警督王太元曾表示,公安内部亟待改革,其中关键在于改革人事制度。

张SIR说:“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时候,常常有一人战斗的感觉,很孤单。”他认为原因就是巡警、交警与派出所一般警察等警种的功能分割,使不少案子无法相互支援。

目前国外的警察基本实行一警多能的管理模式,据了解,广州番禺区已在实行交巡警合一的试验,试图打破警种分割,整合内部力量。

张SIR几天前碰到了这样一个抢夺分子,他拿出一个多星期前的报案回执求情:“阿SIR,我上个星期刚到广州站,就全被抢光了,你看我还向你们报了案。后来,我真的走投无路啊,才跟着他们一起去抢的啊。”今年以来,张SIR已经碰到过四五个这样的案例——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

张SIR由此推测,每天像他这样在火车站附近巡逻的警察有一百多人,这些警察碰到这样的案例机率和他是类似的。那么这一年来,在广州火车站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的案例可能就有四五百宗。“这种现象也不能小看。”张SIR显得忧心忡忡。

“一些受害者又饥又渴又绝望地去寻找救助站,但从西广场走到流花宾馆就昏倒了。”张SIR认为,对受害者的救助应到位,这也有助于治安综合治理。

【本报讯】(记者刘键)“8·23”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市认真落实张德江书记的指示,迅速、全面、有序地展开了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

截至8月24日下午6时,死亡19人,受伤19人,无新增死亡者。死者中,男性13名,女性6名,其中12人身份已被确认。经核实,死者中有富士康集团公司员工3名。19名伤者,男15人,女4人。伤者中16人为23日留院者,3人是24日凌晨自行前往医院治疗的,经诊断为轻微伤。

事故发生以来,我市卫生部门集中力量,组成了强有力的专家和医护人员队伍,竭尽全力对在此次意外交通事故中的受伤者进行抢救和治疗。目前,部分伤员已转往市级医院抢救治疗,其中2名脑挫裂伤病人转市人民医院,3名胸外伤病人转北京大学深圳附属医院,4名复合外伤病人转市第二人民医院。有关专家已对重伤员进行了会诊,并采取了有效的抢救措施。

与此同时,我市公安部门成立了7个专业小组,全面展开现场目击证人调查、伤者和肇事司机以及相关人员调查、车辆检测、现场勘察、死者身份确认、车辆调查等工作。目前,市公安部门已完成了以下工作:组织警力对现场进行了全面勘察,尽可能全面收集事故信息;确定了除伤者以外的25名目击证人,收集了相关证词和证据;委派刑侦人员前往陕西,核查肇事司机驾驶执照真实性及在当地表现;完成了肇事司机的血液检测,初步认定事故前肇事司机未饮酒和服用药品;已对肇事司机予以刑事拘留,结束了对同车男性(经调查确认为最早报警者)的调查工作;对肇事车辆车况、安全性能等情况进行了初步检测;对其他相关责任人采取了相关法律措施,以便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在善后工作方面,我市迅速成立了“8·23”事故善后处理领导小组,下设后勤服务、家属联络、法律事务等专业小组以及35个接待组,分别负责死伤人员的善后处理等相关事宜,并对家属做好耐心、细致、周到的安抚工作。目前,死伤者家属情绪稳定。

应美国总统布什、加拿大总督克拉克森和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的邀请,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9月5日至17日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来源:外交部网站)

吕秀莲紧紧抓住陈水扁的“小辫子”不放,坚持“319枪击案”追查到底的背后是为了2008年的“总统选举”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李天放报道8月17日,台“最高检察署”宣布,历经17个月调查的“319枪击案”结案,排除陈水扁自导自演的可能性,认定已“畏罪自杀”身亡的陈义雄为唯一凶手。因嫌犯已死,予以不起诉处分。由于该案仍存许多疑点,岛内各界认为“枪击案”是千古奇案、历史悬案,纷纷批评台当局“政治办案”“草率结案”。

自去年“319枪击案”以来,陈水扁当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备受质疑,泛绿、泛蓝围绕“枪击案”的调查展开激烈的攻防,搞得陈水扁威信扫地,施政难为。在陈水扁的压力下,台检方早在今年6月份就想以“不起诉”方式将“枪击案”结案了事。但实在是因为太多细节难以自圆其谎,各界反弹太大,陈水扁只得耐心等待。经过检方内部的运作和补充证据,“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吴英昭于8月17日召开结案记者会,正式对外公布台“刑事局”于8月4日送交的移送书和“319枪击案项目报告”。

为了使结案报告具有说服力,台检方的确花了一番“苦功”。移送书仅移送事实和证据就写了31页、22000字,后面的附件,包括全案的检验报告、证人讯问笔录,多达2000多页,而检方的处分书长达30多万字,共370多页,装订成厚厚的一册。

结案报告认为,全案虽无直接证据证明陈义雄涉案,但根据科学鉴识、陈义雄家属供词等旁证,“已能充分证明陈义雄是唯一凶嫌”。针对各界的疑问,结案报告极力替陈水扁开脱,“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认定了几大“真相”:一是陈水扁下腹部的伤是枪伤,伤口是新鲜伤口,排除陈自导自演的可能性;二是陈义雄因不满政局,对陈水扁连开两枪,吕秀莲“只是被波及”;三是案犯只有一人,没有其他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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